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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改是经济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

2018-12-13 00:01:57

  安徽医改,确切地说是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创造出来的安徽模式,自其推行至今仍存有广泛的争议。安徽省医改办陈仕君对记者坦言,他们注意到了那些争议的声音。


  不过,医改在国内一直面临着走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两种路径争论,这一争论从未停止。


  李玲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,国内关注医改的知名专家,曾于2011年到安徽进行实地调研,是安徽基层医改模式的坚定支持者。日前,她接受了法治周末记者的专访。


  记者:从总体上看,您认为安徽的医改进行到现在,能否算是成功的,总体评价能不能谈谈?


  李玲:安徽省创造性地落实国家医改政策,在一个人口相当于欧洲国家的中部大省,率先实现了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机制的根本变革。安徽医改最鲜明的成效是,明确了政府责任,建立了全新的公益性体制机制。


  安徽医改直面了当前医改过程中最紧迫、最突出的矛盾,成为全国医改的重要突破口,为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全面演习。


  就像当年小岗村为经济改革闯出了新路一样,今天的安徽医改又为我国社会建设探索出新的道路。


  记者:有观点认为,安徽基层医改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,当地进行了调整,某种程度意味着改革的失败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?


  李玲:改革初期,安徽也出现过一些药品配送不及时、一些基层医务人员积极性下降等问题,这些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。


  改革的关键是破除“以药养医”,坚持公益性,只要政府责任真正到位,改革就能够取得预期成效。同时,由于公立医院改革尚未完全推开,基层医改的成效也受到影响,等公立医院也实现公益性后,基层医改的成效就将更加明显。


  记者:在您看来,安徽医改经验最主要的是什么?是否可以复制推广?


  李玲:安徽基层医改推行的综合改革。不过,很重要的一点,我认为医改既是经济问题,也是政治问题。纵观各国医改成败经验,凡是医改成功的国家,政府和领导人都具备强大的政治决心和组织保障,而医改失败或者进展缓慢的国家都往往缺乏必要的领导力和执行力。同样,国内医改做得好的地方,主要是当地领导干部愿干、能干。


  安徽要求,各级党委一把手要亲自过问医改,各级政府一把手是医改的第一责任人。以前我们在很多地方调研时,发现地方领导还是喜欢谈经济、谈项目,对教育、卫生等民生问题谈得不多,但是在安徽发现,除了医改和卫生系统的干部外,还有一大批市委书记、县委书记和许多非卫生部门的领导,说起医改如数家珍,滔滔不绝,对每一个细节都十分了解。有的市委书记说,研究医改上了瘾,对医改有了感情。这是深化医改乃至加强整个社会建设的宝贵财富。


  安徽医改一开始,就受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和医改领导小组的重视,随后地方经验在全国推广,上升为全国的政策。这种自上而下领导推动、自下而上探索试点、上下联动有机集成的医改道路,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,是其他一些国家很难做到的。


  记者:从全国范围来看,县级公立医院改革时,补偿机制也是探索的难点问题之一,您认为它能不能走基层医改的路子?


  李玲: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目标是扭转“以药养医”的补偿机制,我认为转变的基本思路是:扭转医护人员收入和药品、检查业务量直接挂钩的机制,利用财政投入、医保资金或者提高服务收费,支付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绩效工资。


  我们此前有过调研,转变补偿机制完全是可行的。现在药品和检查是医院最主要的利润来源,如果这两样都严格执行成本价,在医生的实际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,财政或医保对额外需要补偿的缺口约占当前费用的三分之一,医院就可以正常运行。我们调研的地方人口是37万,按这一规模估算,全国县域医院每年增加支出400多亿元即可补齐。


  实际上,如果改革进行得彻底,在现有的投入水平下,把虚高的药品费用全部挤出来,让利给患者和医务人员,仅仅通过调整结构也能实现改革目标。


  记者:一直以来,外界都担心是否地方财力困难会导致改革难以为继?


  李玲:我一直强调,政府正确的执政理念与强大的执政能力才是医改成功的关键。


  湖南桑植,是国家级贫困县,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农民在乡镇卫生院住院全报销。桑植县医改的启示是,实行住院全报销,解决“看病贵、看病难”的问题,未必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。


  安徽的实践也证明,公益性并不意味着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。安徽综合改革,一年增加财政支出15亿元。


  只要解决药价虚高问题,对现有卫生费用结构进行调整,财政支出就是可控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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